春树：八年前出国至今，我没有一个瞬间试图放弃写作｜创作者访谈

文｜渡水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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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左右，作家春树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的提问者包围，记者、读者和身边的朋友都在问她：为什么有些80后作家不写了？为什么80后作家普遍没有以前火了？为什么几乎没有新的80后作家再走红了？……被问得多了，她也开始频繁自问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解答不了，” 春树说，当时隐约觉得不太对，但第一反应总是很懵，然后越想越委屈，“难道这些问题的责任都在我，是我自己造成的吗？”

奇怪的感觉在2013年累积达到一个高峰。此时距离她的处女作、自传小说《北京娃娃》出版过去十年，再版数次，盗版泛滥，但新诗集《春树的诗》首印5000册，一直没有卖完。同年，与她同被称为“80后文学偶像”的韩寒开始参与电影拍摄；郭敬明《小时代》电影版也在这一年上映，票房破了亿，但没多久就被“浮华”“空洞”的批评声淹没。

“时代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很多80后作家的作品只是抓住了当时那个时代的脉搏，但没想到时代变得这么快。所以不再受欢迎了，不是因为大家全都写得差了，它是一个时代的、整体的因素造成的。” 说这些话的今天，春树四十岁。

很难将眼前留着齐肩短发、戴一副黑框眼镜、皮肤因喜好运动晒成小麦色的她，与过往作品标签里“叛逆”“非主流”和早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在冬季穿短袖、涂粉色眼影的那个“北京娃娃”联系在一起。她很坦率，有问必答，语气轻松中有坚定，说着《北京娃娃》要是有版权保护也许自己根本不用再“打工”的时候，甚至让我想起一条网络流行语——“不要埋怨自己，要指责他人”。春树听了也笑哈哈地认同。

与她聊天机会难得。今年是她不在国内生活的第八年了，这个夏天也是她疫情后第一次回国。“北京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魅力，除了家还在。” 2020年发表的《温柔的战争》里，她这样写。上次回来，她买了书、逛了报刊亭，直观感受是街头的人少了20%，地铁上人的尤其看起来“生无可恋”，像裹在蚕茧里。但来不及感受新的氛围、多见几位朋友了，她正在德国上一个语言班，要回去赶进度，同时写作，所以只呆了十天。

如同很多年轻人已经不认识春树，许多老读者也不知道她还在写，写艾丽丝·门罗式的。2014年，春树移居德国柏林，15年生下儿子，然后只能在小婴儿熟睡的深夜，打开电脑写《乳牙》。创作的“乳牙”，是随着新生活和身份的到来而脱落的。后来，她陆续发表的诗歌、小说与随笔，都在照料儿子生活起居和上下学之余进行。采访期间，儿子跑来找她帮忙组装模型，说的是英文，春树没带任何情绪地用中文回答了他，“不行，我在和姐姐说话，一会儿咱们再联系。”

“我现在经常看着他就想，我怎么生出来这么可爱的一个娃？”再转向我的时候，春树的语气反而温柔和活泼起来。她的儿子小名叫馅饼，意寓“天上掉馅饼”，因为春树属猪，还被调侃是“猪肉馅的”。春树说，俩人处得好，馅饼长得帅，懂中、英、德三门语言，有摄影的天赋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跟自己姓，“咱必须得说是走在时代前面了”。

母职、母亲的权利、女性觉醒，这是现在的春树关心的，或者说，与她息息相关的。去年，她离开十年的婚姻，带着馅饼开始新生活，在具体的选择面前，发现自己有挺先锋的想法和不错的行动力。她的女性能量的确充沛，部分来自原生的小型母系社会。“北京娃娃”在北京长大，但不是北京人，她生在山东一个小村庄，身边都是姑姑和姨，父母感情好，她从未见过两人吵架，除了高中退学时，对她从小到大的选择又总是包容、不予置评的态度。这次回家，她对二姨说，德国不太适合自己写作，二姨也开导，孩子会慢慢长大，当妈妈的自由度会越来越高，她听了一拍掌，“你说得太对了！”

年少成名，早早出国，被家人允许“试错”，这让春树对自我的评价是“不接地气”，“脑子里一直是形而上的东西”。这八年将她带进现实，又拽回地面，但创作的意识始终都在。“出国之后，哪怕有很多开心的事情、好玩的东西，我还是觉得创作是最重要的，我中间没有过一个试图放弃它或者暂时放下它的想法，从来没有。”春树说。

2016年，春树在老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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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次麻药、十八个小时分娩、轮了三班助产士，2015年，春树在德国进行剖腹产。生下馅饼后，她立刻低头看见自己肚子上的妊娠纹，随后意识到不充足的母乳量。因为产后抑郁，她无法控制自己地为因文化差异而用手指着自己的护士而生气，但对于政府免费请到家里帮忙喂养的助产士却心生依恋。寻求产后心理咨询时，医生则建议她自己在网上找会中文的人，并说，“这个我帮不了你，抱歉。”

这些是春树在长篇自传小说《乳牙》中写下的，但发表后没有在国内读者间激起什么水花。语言，是她出国后遇到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，而却迟迟没有克服的心理障碍。八年后，听见电话铃声响起，她还会条件反射地感到恐惧。她不是没专门学过德语，但怀孕后没坚持下去，后来日常交流多用英语。最近，为了和馅饼的独立生活考虑，她下决心改变在当地如同“睁眼瞎”的状态，与她同时申请学德语的还有很多乌克兰难民。

春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系统地上过学，学习不迟到早退，有时感觉像在打卡上班，她自比“社畜”，“当一个人变成‘社畜’的时候，她是没有感觉（灵感）的……”春树住在馅饼学校附近一个多是土耳其人的社区，她的写作必须在自己熟悉、有安全感的环境，因而很少去公共场所，只在家里写。但现在，她坦称，每天下课回家就瘫倒在沙发上，写不动诗歌，短篇小说改了一个月，新长篇则一直滞留在开头，“学语言和创作这两件事特别冲突，人的体力、精力真的有限，让我觉得写作拼到最后，拼的全是身体。”

这几年，春树在国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，主角无一例外地都是中国女性，在各个场合与不同年龄、职业的德国人交流来往产生的隔膜，还有文化疏离和孤独感。在一个故事中，“我”教在一个德国出生的越南华裔二代写诗，写的是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（《公共汽车司机》）。另一个故事中，“我”在网上约了位于北京的心理咨询师，想用母语解决一种焦虑，“我的大脑分了很多岔路，每一条看着都挺可怕的，每一条看着都挺正确的，每一条都不知道延伸至何处，这让我怎么选？”（《倾诉》）这也是春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。在德国写作，她始终没找到自己的“坐标系”。

需要有同样在做这件事的人，才能构成“坐标系”。《北京娃娃》时期的春树，朋友来自天南海北、各行各业，但真正和她成为知交的“同行”并不多，出国后，和他们的关系也有一定疏远。她在德国社交圈小，认识的华人少，更不用说华人写作者。虽然诗人杨炼、作家严歌苓也在，但来往不多。和她关系最好的两位在海外的同龄作家朋友是张佳玮和颜歌，一个在法国，另一个在英国，由于写作题材不同，能交流的机会和空间也不多。倒是原本有一些其他领域的创作者朋友，随着创作力减退、兴趣转移，或作品无人问津，渐进地放弃了创作，她也抱着祝福、不强求他人和自己一起坚持的心态。

2018年北京，春树和诗人小说家朋友聚会

除了身边，春树也往更远处看。一开始她壮志凌云地想，“有什么中国作家以汉语或者英语写作的方式，在国外闯出了一片天，过得还不错？”先从历史中找起，王赓武、王鼎钧、哈金，一直读到某位作家时感到不对，“这条路太难啦，她都自杀了好几回！”后来找当下的文学领域，北岛不好参考，黄锦树、黎紫书倒是和自己处境相似，但有个发现是，“这些人都有家庭，都在婚姻关系中”，她觉得没有任何标杆可以参考。

这样的情况下，怎么走、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？春树还没有答案。她知道国内会有人对在国外写作的状态有向往，但她觉得“慎重出国”，“不管在哪儿，这事都挺难的”。从北京到柏林，她熟悉的环境和人群全变了，写作的题材也跟着改变，从北京青年生活状态变成了中国留学生、家庭主妇、自由职业者在德国的生存处境，而后者与国内的读者有一定距离，关乎新的写作是否还会被关注。即使她每天都在和馅饼坚持说中文，写作时也仍然有母语退化的情况，有时候写着写着，突然发现自己用了英式倒装句。

有更多问题是出国前没预料到的。当年，她做了很多咨询和查询，离开雾霾变得严重、房价飙升的北京，来到十几岁就在《北京娃娃》里写为“冷僻和坚定”、“适合思考的国家”。但站在这片土地上，才发现想象中的、远远地看到的好只是一部分。她原本打算旅居两三年，因婚育半推半就的长居，多少影响了她后来在此生活的心态。

春树分别形容自己在国内外的生存环境为“幼儿园”和“斗兽场”。在北京，“很多东西因为被包圆了，其实还挺省心，可能由于没有一些权利，觉得挺颓丧的。”而在柏林，“每个人能行使的权利更多，但遇到的无奈也很多，因为官僚主义严重，很刻板，不灵活，办事特别麻烦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远。这个过程极其繁琐，也让人挺颓丧的。”

她用自己最近遇到的事举例，作为到了一定年龄的单身女性、自由职业者，她缴纳的税比例更高，申请过程繁琐、漫长，只能用ATM机和现金。德国有强制性医保，但请家庭医生仍需预约，要等。还有很多硬性的法律规定，如女性怀孕十二周后无法堕胎，还要提前做心理咨询……这些经历和见闻，也许会被春树写进下一本长篇小说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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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座、八字、紫微斗数，有段时间春树特别信玄学，把希望寄托于“求神问佛”。她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，用行动对抗焦虑，但总会时不时地想起千禧年代的北京，想起自己有过多彩的生活、雀跃的状态，好像后来的选择都是错的，哪怕已经尽力选了。

直到应挪威“未来图书馆”邀请，去挪威参加文化活动，春树在路上看见几位越南僧侣，以为他们是中国人，去搭话，后来一直被他们带着同行，吃同样的饭、车上并排坐、站在一起合影。他们不知道她是哪位作家，他们也不在意她是谁。春树被这种包容感染，请教其中一位比丘尼：一个人总是想起自己的过去，担忧自己的未来，该怎么办？对方告诉她，那都是“妄想”，不要“妄想”，过去不存在了，未来也还不存在，我们只有现在。

“一下子就把我解放了。”春树回忆起与他们的一面之缘，觉得很多心态的根本性转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她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变化，灵感也不再像自来水一样涌出，但创作还是内心的方向感和锚，是“没白活”的证明，那就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，先能写什么写什么，能写多少写多少。

她也开始理性地看待自己过去的作品。《北京娃娃》的走红是机缘巧合，那是十五六岁时的春树青春涌动的情绪和情感的产物，“不好洗稿”，“我自己都重复不了”。那时类似的作品也多，她看见自己的名字登上各种榜单，但很快又会出现其他人的名字。“好的艺术不会只看到眼前，而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，可是只有天才和大师才能做到。”

还是要在历史中找答案。这一次，春树想，二战时期，一个人做什么样的选择，可以不精神崩溃，还能接着做自己的事业？她发现美国作家纳博科夫也曾经住在柏林，也不会德语，教人法语和打网球，觉得找到了一点方向。

想办法经营好生活，也是让一个写作者真正变得成熟的过程。以前，春树为了感谢一位留学生帮自己看了两个小时孩子，送对方一张古典音乐会前排座的票，那时她不知道如果把票换成现金，对对方可能更有帮助。“我原来只是从外界看别人，不能理解他们的苦处。但这几年，生活真的教育了我，让我更加理解别人了。当你很疲惫、为钱担心的时候，这种文艺消费太奢侈了，因为它也要花精力，要吸收。如果我自己不经历一下，我写作可能也‘何不食肉糜’。”

如果不是处在社交“沙漠”，春树说，自己本来是个好动、爱热闹的人。去年，她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，同期中国作家还有七堇年。在爱荷华，春树“如鱼得水”，另一位越南作家在房间里写了半本书，她一直在开心地打壁球、搞社交，但还是看到自己和欧美写作者的不同——“他们可以很自信地演讲，脱口而出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、观念。没有人问，你得主动表达，不然别人就以为你没想法，这就太亚洲了。”

2022年，春树在爱荷华大学

与其在“沙漠”里找树荫，不如自己栽树，创造一小片绿洲。去年，春树开办了一个线上诗歌课，在欧洲内找到了几位有和自己有类似写作问题和困惑的新朋友。现在她在社交媒体上也尤其活跃，每天发很多条状态，说起与过去的写作者朋友主动聊天，发现大家都在学习和进步，“这样真好，回头看两千年年初的北京，就像一场梦，我现在清楚地知道，这段光阴结束了，但并不渴望重返，只是知道结束了。”

*文中头图由罗洋拍摄

创作者访谈×春树

2017年，春树和家猫Caesar在德国柏林的公寓（摄影：九口走召）

三明治：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重新出版这些文集？

春树：这套书本来早就该出了，是疫情耽误了。我是在2019年签的出版合同，后来赶上国内疫情挺严重的，估计对编辑的工作也造成了影响。然后欧洲疫情也开始严重，我住在德国柏林，很多地方都关门了，包括幼儿园，小孩呆在家里，我也没法工作。

2023年，春树文集《抬头望见北斗星》《在地球上》《把世界还给世界，我还给我》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三明治：当年你写下的很多东西，现在还认同吗？

春树：随笔这样的文字，写下来就存在了，即便后来我在生活上、审美上都有变化，也不影响这些作品的完成度。包括我那时候听的歌，后来对它们的感受没那么深了，甚至说有些朋友也不再是朋友了，但我还是尽量秉承着以当时的写作为准的原则，尽量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保留文章的原貌。当然还要做修改，有一些涉及到很私人的东西用了代称，有一些段落删掉了，有几篇文章也没有保留下来。剩下的我无法控制，现在的出版太严格了，我也很感慨。

三明治：你会想象现在你的读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吗？

春树：每代人的想法是不同的，有些东西不可能随着那个年代一起被继承下来。现在的读者我只知道一部分，是因为他们跟我联系了，让我发现他们的存在，剩下的我不认识，我也说不上多了解95后、00后。

我觉得除了一些经典的、跟时代气息很有关系的作品，其他的作品读者都会越来越少，或者说只会筛选出来一部分很喜欢读这些题材的读者，大部分书都在历史中不复存在了、无效了。我已经很幸运了，这些书已经是再版的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我不能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那么高。

三明治：时空的变化、时代气息的变化，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春树：现在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外，但即便我不出国，我也有变化，这是时间本身带给我的变化。这几年我在写一些短篇小说，它的题材和以前写的不一样了，我希望新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是我目前熟悉的，所以我写柏林，主人公大部分都是这边的留学生、自由职业者、家庭妇女。

我认为作者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和内容。现在我无法把握北京的年轻人、中年人的生活了，因为我不在场，我能把握的是我在德国的所见所得。像郁达夫当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也写了一些短篇，我读后觉得没有隔膜，也能被他带进去，所以地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作者是不是掌握了自己周围的气氛。我想把握这个时代下我认识的在柏林生活的人所处的整体氛围。但是我写不了在柏林土生土长的德国人，无法以他们为人物原型，我就是写我一些朋友、我自己的生活，或者我从身边的人那里听说的一些事。

和以前一样的是，我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而这些人可能挺非主流的，至少不是正常生活中我们所赞美、喜欢的那种温暖、正面的人。我觉得小说还是需要关注生活里比较阴暗、荒诞的一面，像三岛由纪夫的《金阁寺》、卡夫卡的《城堡》，这些书也不正能量，但不妨碍它们是很好的作品。

三明治：你会认为这是一种非虚构吗，或者是否有意识地在往这个方向写？

春树：非虚构的概念也流行了十年了吧，从何伟那个时候开始。但是我没办法把我写的东西分成一个个小故事去发表，因为有时间性，随着时间发展有很多变化，牵扯出来许多人物，他们的故事很难在一个短的篇幅之内展现出来。

我觉得非虚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当然这可能是写作的问题，就是有时候过于着重主题。非虚构里的很多细节不是文学性的，有些文学的技巧不太适合用在非虚构里。读者可能会被那些细节所震撼、所打动，但那些细节在我看来是单独存在的，无法串联起来，而一个完整的故事应该有很多脉络，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完成。这也是我不怎么以非虚构的名义来写作的原因。哪怕我写的东西都是基于现实的，有原型的，我还是更愿意自由地用一些文学性的手段、技巧来完成它们。

三明治：很多写作者向往这样一种在国外写作的状态，你有什么经验和感受分享吗？

春树：我觉得慎重，因为太难了。尤其是刚开始，难得要命，英语不够好就会非常难。而在国外之后还要继续创作，第一个问题就来了，你不在母语的环境中，怎么保持母语的鲜活度？这是一个独特的问题。对于在海外的人，中文退化的问题特别严重，哪怕留学生都是，让他们用一段没有病句的话来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都很困难，写得会很像翻译体。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也经常会——哎，我这句话怎么就倒装了呢？

解决完这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是，怎么接着写自己的作品？而且你的作品要有效，要有读者，不能写完之后没有人看吧？既要有读者，还要有反馈，正反面的反馈都可以，批评也可以。还要有同行，有人跟你一起参与这个文学场。你不能一个人写，把自己搞得崩溃，是吧？

2019年，春树参加柏林亚洲文学节（摄影：Graham Hains）

三明治：目前算是全职写作的状态？

春树：这个词是不听着还挺高大上的，只能说我现在没有别的工作。写作是我最大的爱好，也可以说这是我的理想。出国之后，哪怕有很多开心的事情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我还是觉得写作是最重要的，我中间没有过一次试图放弃它，或者暂时放下它的想法，从来没有。因为我知道暂时放弃就意味着永远的告别。

我觉得写作这件事不可能说，等我什么有钱了我再回来写，等我生活安稳了我接着写。我在国外见过事业上发展得不够好、靠创作挣不到钱的朋友，其实家境挺好的，也结婚了，但可能觉得花家里的钱不好，最终决定不当职业艺术家了，现在有了别的工作，也挺开心的。从我的角度，我会觉得很可惜。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，我不能要求我的朋友跟我做出一样的选择。因为我还是幸运，即便现在读者没有原来多，但书还是一直在卖，也有人一直告诉我他们在读，还是有延续的，而我朋友的画基本没卖出过几张。坚持总要有一个理由，对不对？那你对未来也会有一些期待，有一些希望。而如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，不管是金钱上的，还是名誉上的，就很难坚持，这样放弃自己最初的理想的人其实挺多的。

我觉得创作就像爬山一样，想爬就还是要往上爬的，别人下山了，你肯定会很遗憾，但是你还是会祝福他们。因为没办法，别人的状态跟我不一样，不能强求。我有段时间有点强求，后来想想还是理解了。

三明治：现在写作在你的生活里大概占多少比例？

春树：它对我的意义肯定是100%的，但是我现在这个年龄，包括生活中别的事情也占据我很多精力，我每天都在想着写作这件事，不能说无时无刻，但尽量用 50%以上的休息时间来创作。

我觉得再穷，我也不能当一俗人，穷是穷生活品质，这个品质可能不是物质。我以前跟一个朋友聊天，他说英国的贵族并不是看你职业和收入的，而是看你闲暇时间用来干什么。哪怕我现在的收入比原来低了很多，生活也比较拮据，但是这并没有破坏我的审美。比如我已经没有办法经常买很贵的鲜花，但我可以买盆栽，我没有办法买很多书，那可以去图书馆借，对吧？其实人需要看的书也没有那么多。我北京的家里堆了好多书，一回去看到就头疼。

我在整理书架的时候还发现，很多书是不值得留下来的。有一些值得留下来，是因为它的原创性是不可替代的。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，我要写这样的书，原创性高，能留下来。只要它的内容不可替代，那么它就值得收藏。但是再好的书，过了几十年，版本也都旧了，它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收藏品。

三明治：那你平时会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？它们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？

春树：我的写作虽然动用了很多真实材料，但我不是不看书就能写出来的那种写作者。我很爱阅读，我看书很杂，包括国内外的诗歌也读了不少，但它们都没有应用于我的写作。我写的是一回事儿，读的是另一回事儿，特别逗，两个并行不悖。

有时候咱也会试图研究一下，看看别人怎么写的。比如说前些年很流行的爱尔兰作家克莱尔·吉根，她的小说集我都买重了，可见我还是挺重视的，对吧？没用。我也挺喜欢卡森·麦卡勒斯的书，我也买重了好几本。没用。我特喜欢凯鲁亚克，喜欢他这个人的精神，包括沈从文的传记咱也认真地看了，托卡尔丘克的书我也看了，包括国内从莫言到苏童那一批作家的成套作品我全买了，但他们跟我的风格不一样。我也喜欢杜拉斯、郁达夫，日本的《金阁寺》《在城崎》。我还喜欢过王朔，他早期的作品影响过我。

我读这些书，是作为读者应尽的责任，但不一定能应用到我自己的作品里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写作路数能不能接着往前再挪两步，自己也很发愁。现在我就觉得一旦有写作冲动，就立马抓住，把它写下来，这是最基础的。如果没有这个情感和冲动的话，哪怕你写出来，别人都不想看。我也会看文学期刊，上面大部分的故事我都不爱看，我还是期待在其中看到作者有不一样的特质，不管是创造了一个梦境，还是用了诗意般的语言。我比较看重写作的语言和故事性，这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就能带我进入它的整体氛围。

三明治：你也一直还在写诗，相比小说，你喜欢它的点在哪里？

春树：诗歌比小说更超越国界。咱们从最庸俗的角度来讲，小说更长，翻译更难。比如《红楼梦》很难翻译，可是一首写《红楼梦》的当代诗歌，翻译起来就更容易。当然唐诗不好翻译，但那是古文的原因造成的，当代诗歌翻译起来没有那么难，并且一直有人在做这件事。可能因为诗人比写小说的人更喜欢做一些无偿的事情。而且说实话，翻译诗歌出成果更快，连我看到一首好诗，都会兴致勃勃，忍不住自己在电脑上翻译。

从长度上来说，诗歌的情感表达也更直接。诗歌是更直抵人心的，离心灵更近。小说一本书可能写十几万字，而且时间感是很重要的，要有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，而诗歌它很容易超越这些。

从经济角度来谈的，可能诗歌好像更式微。但那是因为诗歌对读者的要求更高，不像小说，它是一个世俗的艺术，很容易卖书挣钱，也可以改编成电视剧、电影剧本挣钱，可是诗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诗歌的读者还是很多，国内依然有非常多的诗歌爱好者，只不过他们的诗歌审美停留在某个阶段，比如说海子、顾城、北岛，最多再加个余秀华，对吧？但这并不是说诗歌式微了，而是说明诗歌这些年的启蒙运动很失败。但是这可能使诗歌艺术变得非常先锋。

三明治：疫情这几年，产生了什么新的想法吗？

春树：我的想法是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都不应该把创作仅仅当成责任，它是会拯救我们的。就像写作不仅是我谋生的工具，它还让我觉得我的存活是有价值的，尤其是在艰难的时刻。那个时候钱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精神的愉悦。当然我们的身体受限的时候，更需要精神上的养分。

其实世界本身就不太平，只是这几十年比较安稳。如果我们处于二战时期，我们该做什么样的选择，让自己不至于精神崩溃，而且还能接着做自己的事业？我觉得应该从历史书里找答案。每个作家在当时的时代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也不一定非得融入。

但我觉得，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乐观的心态，平常可以很颓、很丧，但是在很黑暗的时候，应该有对胜利或者说自由的渴望。因为那时候你真的很需要这个。我觉得这不是鸡汤，而是真正的激励。我完全是自言自语、自我解答走出来的，因为我也找不到能对话的人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我们可以跟历史里的人对话，可以找到前辈，找到和自己心灵上有共鸣的人，他们一直存在，在书里，在电影里，只是有时候被我们忽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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